高校青年教师“非升即走”那3年:既要授课又要发9篇C刊!

2021-10-17

“实行‘非升即走’的高校越来越多。许多一流高校中都只有极少数青年教师在任教数年后‘飞升’了。作为刚入职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师别称),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大浪淘沙中留下来。”刘洋说道。


刘洋口中的“非升即走”,指的是一种正逐渐被我国研究型高校普遍采纳的教师考评制度。该制度通常以三年为首聘期,在聘期合同结束时进行考评,考评合格则获得正式编制,否则便必须离开岗位。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认为,实行“非升即走”是为了打破高校“铁饭碗”和“大锅饭”的僵化人事制度,引入高校教师竞争机制。僧多粥少的生存竞争背后,高校青年教师现况如何?





只有拼尽全力


今年6月从南方某985高校博士毕业的刘洋刚刚入职某重点高校。在与中国商报记者谈及即将用三年时间来完成的考核目标时,刘洋坦言“压力山大”。“我至少要发表五篇C刊(被普遍认为是人文社科类最重要的期刊,许多针对高校教师的考核、晋升都以此为评价标准)论文,还有课题等诸多条件。”


“圈外人可能不了解,其实发C刊论文被退稿的风险很大。


按照我们国内标准的期刊审稿流程,从投稿到收到第一次回复一般要等待三个月,而且回复的内容很大概率是修改或退稿。一来二去,一篇论文从投递到见刊历时超过半年或一年都是很正常的。


这就意味着在博士阶段就要开始为‘非升即走’的考核做论文准备,这是一种非常漫长的压力。而且一个学科的C刊就那么几个,所有人的眼睛都紧盯着。曾经有同事的论文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多次修改,但最终还是被拒稿。”刘洋说道。


这份“压力山大”的工作,是刘洋多次权衡后的决定。刘洋告诉记者,他也面试过不少其他的211重点高校,这些高校虽然有正式编制,但工资仅为每月4000元左右,甚至有的只有3000元。刘洋介绍,高校正式讲师的工资现在普遍较低,有些211院校的讲师、副教授薪资也并不高。所以挑来挑去,他还是选择了在压力最大、工资最高的地方落脚。


“这三个指标完成后,副教授的职称评定就达标了。


每个学院都会制定自己的‘非升即走’标准,而这三个标准未达标的结果如何,目前我们学院的态度也是比较暧昧的。或许也不是非常严格的‘非升即走’,但无疑这种政策会给我们青年教师带来寄人篱下的压力感。而我所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刘洋说道。





已经做好最好的准备


“我们院校五年前开始实施‘非升即走’,目前已经有同事因为考核不通过离开了,也有同事预见自己完不成指标提前走了,我也打算等时间到了就离开。”去年9月入职南方地区某985高校的周瑶说道。


在周瑶看来,虽然能感觉到学院也希望尽可能地留下人才,但对她而言,三年时间里既要正常完成授课又要发九篇C刊论文的条件比较苛刻。“今年是我入职的第二年,也是第三个学期。每个学期我都有两门课要上,这个学期又给本科生开了一门新课。基本上每周我都有两天要上课,还要再花一天甚至一天半的时间备课。一学期上两门课已经有些吃力了,尤其是第一个学期我完全没有经验,备课花费的时间更长。而且有些课是我本身不太擅长的,需要重新学,会格外吃力一些。”


“学校对教师授课水平的评价方式之一是学生评分,为了能获得学生们尽可能高的课评打分,我必须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对待,这也大大压缩了我进行科研的时间。入职到现在,我只发出了一篇C刊论文。”周瑶表示。


为了给予青年教师更多留下的机会,周瑶所在的学院明确,如入职三年后还未评上副教授职称(副教授),可以再签三年合同,在第五年再评一次职称。周瑶已经很难在第一个三年达到标准,但她也并不想在三年期满后继续坚持。


“搞学术真的不是越老越吃香,业内年龄界限很分明。那个没完成三年考核就离开的同事就是考虑到现在很多高校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到了35岁,如果再坚持两年还是无法通过考核,自己的年龄又超过了35岁,找工作会比较困难,这也同样是我的顾虑。”


“我的同事中确实有非常厉害的,最多的一年能写出11篇论文,我也因此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焦虑和自我怀疑。我明白内卷是一种生活的常态,也尊重这种常态,但我并不想参与其中,也确实跟不上内卷的节奏。在剩下的两年里,我打算把本校当做一个过渡平台,做好学术积累,之后找一个竞争压力不大、有编制的高校重新开始。”周瑶表示。


周瑶还告诉记者,大多数留不下的青椒会更看重编制的稳定性,不会再选择另一个“非升即走”的高校,而是宁愿选择层次更低但有稳定编制的高校。“其实随着近几年非升即走制度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青椒对于‘非升即走’的高校,都是抱着找个地方先落脚、用几年时间在名校镀镀金的心态入职的,他们会提前做好打算。”





“飞升”充满不确定因素


“达到评副高职称的标准,只能说踩到了‘飞升’的门槛,并不意味着最终能留下来。完成硬性指标是一方面,具体结果还是要看专家、学术委员会的评审情况。对我们这些外来的青椒而言,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刘洋说道。


已经从南方某211大学离开的贾浩就经历了这种不确定性。“入职之后我的干劲儿很足,可以说很圆满地完成了首聘期三年的任务。在第四年评职称时,我也满心欢喜地报了名,但就是没评上,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进入第五年,贾浩的压力非常大,焦虑和失眠成了家常便饭。最后一年,贾浩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做出了很多成果,但职称评定在即,贾浩却选择了离职。


“我为科研付出了很多努力,也获得了不少值得自豪的成绩。我很怕最终结果会再次否定我的努力,所以已经不想再参与职称评选了。回望这几年的经历,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长,也能看到在压力之下,大家的干劲都很足,对科研也十分积极。但对于离开的人来说,也深深地为自己的努力竹篮打水一场空感到难过和恐惧。”


对于未来,刘洋也表示十分担忧。“我们都把‘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戏称为‘试用期’,没通过试用期,要面对的或许不只是离开的结果,很多高校都不太愿意接纳被其他高校淘汰的青年教师,也有很多前辈因此找工作并不顺利。在这种局面下,我能做的或许只有加倍努力。”刘洋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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